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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父辈的影响下，以及他们亲身参与当地的建设以及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关心，他们对大明的感情虽然不如父辈，但依旧很深。

    第三代，差不多在二十年之后，公元一六六五年前后，海外汉人社会完全成熟，开始出现港口城邦，如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苏门答腊岛的旧港、满剌加模式等等。

    汉人土司、港主，类似闽粤族长的这种，以及私人船队、武装商团、跨洋贸易网络等；

    在文化上，比本土更尚武、更重商、更团结。

    但到了这一代之后，第一代人基本已经去世，第二代掌权，第三代因为当地社会成熟不需要再来大明，

    他们当中绝大一部分人不会踏入中土，他们对大明的态度开始转变，

    对大明本土只有模糊概念、长辈故事，对脚下这片土地、港口、商贸圈有真实感情，不再觉得自己是过客，而是主人；

    在自治权力上，不再由朝廷任命官员，而是港口内部推举港主，港主世袭开始出现

    税收不再全额上交，只象征性进贡，

    自己养私兵、建码头、定商法、定度量衡与土著、西洋人开战、议和，自行决定，不请示朝廷；

    对大明的态度，仍认大明为共主、文化母国、贸易靠山，但不再觉得 “朝廷管我天经地义。

    第四代，五十年之后，应该是公元一六九零年前后，社会完全成熟，港口连成商贸城邦联盟，出现统一的海外汉人认同，

    方言、习俗、服饰、商法都开始本土化变异，形成自己的贵族阶层，港主、船王、庄园主、军头等；

    权力结构，朝廷影响力基本退出日常，港口内部：议会、港主、商会联合执政，谁当政，由本地势力决定，朝廷只能事后追认；

    对大明的态度彻底分层，上层的如港主、船王等认为大明是重要贸易伙伴、法理保护伞

    只要大明不伸手管内政，一切好说，

    一旦朝廷想收权、派官、加税，立刻翻脸对抗；

    平民，只知自己是港口人、南洋汉人，对大明只有文化尊敬，无政治效忠

    问‘你是哪国人’，他会说：我是港门人，是汉人，不是大明哪一县人。”

    听到这里，两人脸色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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